(三)建國后，山陽劇團的堅守和努力。這家劇團曾在改革開放初期為二黃的復興創造出一段中興氣象，雖然其后因為演員斷代等原因呈現的落寞狀態，但依然肩扛著商洛二黃“雒鎮派”這面金字招牌，使之沒有倒下，還是功不可沒。
抗日戰爭期間，兵荒馬亂，民不聊生，民間二黃戲班紛紛解散，使“雒鎮派”漢調二黃演出活動呈現蕭條景象，唯獨商縣城內有“抗建劇團”在勉力支撐。還有1937年由鎮安云蓋寺宋子洲創辦的“安樂社”，一直活躍在鎮柞的大小山溝里，并到過四川的萬源、城口、通江和湖北的鄖西，以及本省的石泉、漢陽、旬陽、紫陽、白河進行演出。為了班社的生存，宋子洲甚或變賣掉自家的土地，傾盡家財。但這時民國的鎮安縣長袁德新借口要“肅清地方社會治安，防止奸民借機破壞”，下令取締全縣所有廟會，嚴禁戲班演戲，迫使活躍一時的“安樂社”自行散體。與此同時，柞水縣長賈志璞也貼出公告，說“國難當頭，禁止演戲，倘敢故違，加倍懲罰，其各遵遞，免受拖累”云云，柞水境內各戲班于是停演。鎮安、山陽各班也不敢前往演出。臨近解放時，國民黨部隊占據了商縣“抗建劇團”的演出劇場，使劇團無法演出，藝人們被迫散班，各討生計，劇團名存實亡。
為了保留“雒鎮派”二黃的文化之根，1955年5月商洛行政專員公署決定重建以演藝二黃戲為主的“商洛新生劇團”，將流散在社會上的一些著名藝人如張慶鴻、呂慶華、陳勝志、武振發、呂耕山等皆吸收入團，重新點燃起漢調二黃在商洛地面薪火傳承隆替賡續的希望。但是，隨之而來的全國“戲改”運動，在提高廣大戲曲工作者對黨制定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和政策的理解執行能力，使他們有一個明確的奮斗目標的同時，也給二黃的復興造成了新的沖擊。“戲改”的中心內容是“改人、改制、改戲”，“改人”是要幫助藝人們提高政治覺悟，加強思想改造，“改制”是要改造舊班社中存在的不合理管理機制，“改戲”是清除戲曲劇目和舞臺藝術中的有害因素。然而，“戲改”要求把戲劇作為一種改造社會的工具，一些民間戲劇活動被認為是內容反動腐朽落后，或是與黨的現行政策“有抵觸”而遭到禁演，一些藝人因為沾染有舊社會帶來的舊毛病舊習慣而被趕下了舞臺。所有這些都給二黃戲日后的成長和發展造成了嚴重的禁錮和極大的負面影響。另外，專業劇團的高度國有化，也對民間戲班的成長環境形成了很大的擠壓。因此，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前后，已少有民間二黃戲班在商洛城鄉的活動記錄。
1957年5月，因為商縣城內已擁有兩家專業劇團(另一家是商洛地區文工團)，因此行署決定將“商洛新生劇團”下放移交給山陽縣管理，更名為“山陽新生劇團”。1958年12月，鎮、柞二縣合并，柞水縣劇團隨之并入鎮安縣漢劇團。鎮安縣漢劇團前身是1956年秋在該縣老二黃戲班“安樂班”和“三勝班”的基礎上組建起來的“群眾劇團”，老藝人多，文化底蘊厚，挖掘、整理、排演的大型漢劇傳統劇目如《麒麟山》《八義圖》《火燒綿山》《下宛城》等，一經重新出演，即受到城鄉觀眾歡迎。至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商洛境內出演漢調二黃的專業文藝表演團體就剩下山陽、鎮安兩家劇社了。雖說這兩家劇社皆僻在山陬，遠離商洛的文化藝術中心，劇種的覆蓋區域也較前大為縮窄，觀眾群體的擁有量已大不如往昔，但當時專署領導層出于現實情況的調度安排，總算是為喜愛二黃劇種的廣大商洛戲劇觀眾保留下了兩塊可以讓其繼續傳播、流行和發展、提高的“梨園勝地”。以致后來，迄至目前，歷代無數藝人們嘔心瀝血、前赴后繼、艱苦奮斗創立起來的漢調二黃“雒鎮派”并沒有偃旗倒下，金字招牌仍然熠熠發光，端賴于斯舉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