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淑君，一個出生于上海的知識女性，為了崇高的理想而投身革命，歷經顛沛流離而來到了商洛山中。今天，筆者懷著敬畏的心情，帶領讀者重溫她那悲苦而又傳奇的人生歷程。
劫后余生
回到了丹鳳老家，按說再沒有什么后顧之憂了，因為他倆都是醫生，是從大上海回來的“能人”。他們剛一回來，就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一天清早，太陽剛露出商山頂，王銀世家的院子里就來了許多當兵的，村里人感到驚奇，一個個來到村口看熱鬧，這才得知是公安十一團的人來請王銀世兩口子，為蔡興運團長的夫人治病。蔡團長的夫人患了一種怪病，看了許多醫生，都不見好轉，聽說來了上海的大醫生，蔡團長仿佛遇到了大救星似的。王銀世兩口子被高騾子大馬請進了龍駒寨蔡團長的家里，經過不長時間的醫治，蔡團長夫人的病真的好了，一時在家鄉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從此，張淑君與蔡夫人結成了干姊妹，兩家成了經常走動的親戚，逢年過節，王銀世更是蔡團長家里的座上賓。
豈不知，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在等著他們。
那是在王銀世為蔡夫人治病不久，他們的名聲一下子大了起來，很快，兩人被政府安排進了商鎮衛生院，成了專職醫生。在商鎮衛生院工作期間，他倆是全院醫術最精、工資最高、服務態度最好的大夫，慕名前來就醫的人絡繹不絕，尤其是那些久治不愈的疑難雜癥病人，經過王銀世的診治后，都奇跡般地痊愈了，他們對王銀世的醫術視若神明，恨不得跪下來給他磕頭作揖，而其他診室卻冷冷清清，這就不能不令一些人心生嫉妒。恰巧1957年的“反右”運動開始了，加之王銀世又是國民黨的高級軍醫，這樣，他所遭受的厄運也就在所難免。
而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商洛山民素有在門前掛燈籠的習俗，每年的元宵節前，醫院的門口都要掛燈籠以示喜慶。那年的元宵佳節，單位的同事都說王銀世的毛筆字寫的好，慫恿他在燈籠上寫字，他不想壞了大伙的興致，就提筆在燈籠上寫了“驅散黑暗，重見光明”兩句話，本來這是就燈籠的功能寫的，很容易理解，但就是這兩句話，卻成了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鐵證”，于是反右斗爭的矛頭直接對準了他，他被無限地上綱上線，停職接受檢查。在關押他的一所黑房子里，專案組的領導拍著桌子叫喊著，要他老老實實交代，“黑暗”是什么？“光明”又是什么？在那個是非不分的年代，他就是有一千張嘴也難以說清，索性啥都不說，任你怎么想。一時間，受人尊敬的王大夫成了階級敵人，大會小會的批斗成了他的家常便飯。特別令他寒心的是，那些經他診治痊愈了的病人，過去見了他感恩戴德，現在卻往他臉上吐唾沫，罵他是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王銀世的心一下子冷到了冰點。
王銀世的問題還沒交代清楚，張淑君又出了問題。原來她的辦公桌抽屜里，不明不白地著了火，雖然沒有什么值錢的東西，也就是幾張處方紙之類，卻成了她毀滅罪證、破壞國家財產的又一說辭。這時的她，是怎么也說不清了，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迎面而來，他們居住的屋子里，墻上、床上、門上、鍋臺上、窗戶上，被大字報糊得嚴嚴實實，不要說做飯休息，就連出入都非常困難。他倆白天要參加勞動接受改造，晚上不準休息要交代問題，沒完沒了的批斗、打罵，沒完沒了的人身攻擊與人身侮辱，讓倆人的心碎了。尤其是張淑君，在當年為我黨送情報而被關押的那些日子里，敵人的種種酷刑都沒把她怎么樣，反而增強了她與敵人斗爭到底的決心，但這一次，她的心在流血。他倆本來就身材瘠瘦弱不禁風，那能經受住這樣的折磨與打擊，于是他們想到了解脫的辦法，在給3個年幼的兒子寫好了遺書后，用一瓶坤寧“成全”了自己。雖然坤寧并非劇毒藥物，但是藥三分毒，何況一瓶的藥量。好在張淑君的生命力無比頑強，她又一次與死神失之交臂，而王銀世卻義無反顧地走了，走得那樣的匆忙，連自己的老母親都沒來得及見一面。那一年，他剛剛過完了39歲的生日。